昆明文廟廟址變遷初探

元至明中葉：按正德《云南志》對府學、省城城隍廟的相關記載及明清方志對省城城隍廟的記載（明清城隍廟位置變動極小，均在土主廟西側、明代五華書院（由明代按察司西為新府學，書院在新府學西北估計東界最東在五一路東廊一線）南側，清初只原址修葺，也見于《五華區地名志?附錄》），府學在城隍廟西，參考明代省志對五華書院（如在城隍及府學之北，可見二者極為鄰近）的記載及對府學地形（如低于其東南方半里內）、周邊地理要素（如府學后為菜海子及咸陽王舊廟址）的描述等（如文廟在府治東南不能在五一路西側更西），考訂府學和文廟在今五一路北端西側；明中葉：縣學建于今錢局街中段；明嘉靖年間：遷建縣學于“府學東南半里”，時稱為長春觀之邊緣，即今勝利花園西部附近，出土有“嘉靖十七年”官制磚與史載年代紊合？有待考證（此磚藏于昆明市博物館）；明萬歷年間：遷建府廟學與縣廟學為鄰，并改造其所在的長春觀及周邊（即今勝利堂西部邊緣及以西的省中醫院一帶），改建府縣廟學，使之合一；南明：1647年，遷廟學至長春觀再遷址（五一路北端西側），即元明早期文廟故址；清康熙初：暫遷建縣學至洪化府（省圖書館），但時間不長，府學依舊；清康熙中葉：合建府縣廟學于文廟今址。

17世紀初昆明城市(推測圖）

長春觀四方朝向考證一則（以明末府縣廟學為角度）

成書于1696年的《云南府志》稱當時的制府（總督衙門）就是明代的按察司故址，查南明未設立按察司，又建筑如故，顯然可以追溯至1644年前后，且清乾隆時（約1779年）增訂的《南詔野史》也稱長春觀在“總制府（總督衙門）右”與《滇志》（成書于1625年）中記載“長春觀，舊在府治南臬司之右”符合。說明明代末期按察司署即清代總督署，即今勝利堂，明代又稱按察司署為“陳臬”。

明嘉靖年間昆明縣學遷到府學東南半里（300--350米）

為什么會是“府治東南”---北門坐標系

“柏臺”在明代也指“都察院、察院”，據查明代云南都察院在五靈廟右（西側較近之處），這在明清方志中的記載相同，五靈廟都處于府治南或布政司南方或靠近城門（南門），可見明清五靈廟位置的統一性，明代滇志用都察院（的）仁臺（建筑）左來表述五靈廟位置，又據明代萬歷《云南通志》 記載，都察院從五靈廟東側移動至西側時新舊址的間距不超過百武（約八九十米），可見兩者甚近；又都察院由鎮守太監府改建，最初為“帥府”（公議府），此“帥府”又在“貢院”（按察司由此改建而來）之南，可見都察院在文明街兩廊及甬道街東側，處于按察司前（正南方），再往西的話，更靠城墻，都察院南的中軍營就放不下了。又成書于1696年的《云南府志》藝文志反映“舊察院”在城西隅（西城角），明代萬歷天啟省志稱察院在都察院之西，此區域恰好接近城西隅（西城角），則察院應在甬道街以西，又在《滇志》（成書于1625年）藝文志中提到察院周圍盡是民居，察院跟都察院東西并列卻有一定距離，察院可能在市府東街兩廊，其位置唯能與長春觀南北相對。

西為武庫（兵器庫）東為陳臬（按察司）南為柏臺（察院）北為倉山（北倉坡）

“武庫”當指“兵器庫”，成書于1696年的《云南府志》稱清初設前衛衙門于“城西舊兵器庫十字街”，同書并載省城內有“前衛十字街”，1841年《昆明縣志》圖標有“前衛十字街”即今光華街西口，也位于城西，當為一處，又民間地名不喜用“舊”物表“新地”，舊稱兵器庫十字街系明代稱謂，清初才改稱“前衛十字街”。由明代省志可見六衛兵器庫在長春觀以西，長春觀不能更在光華街西口以西，否則兵器庫要被擠到城墻上遠離十字街口，以致用長春觀命名此十字街更妥當。

    “倉山”見于清雍正（約1730年）《云南省城六河水利圖說》圖中，在今北倉坡一帶，在明代也屬于省城北門內倉廒集中之地。由以上三處鎖定區域推得長春觀應在勝利堂西部邊緣及以西的省中醫院一帶（也有其它角度和資料可以參證），其正北方正是今北倉坡一帶。